【早年经历】

          冯勇于1972年1月出生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石河子市的一个普通家庭。 1995年，他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系电厂热能动力专业。在首次创业成功后，他于2005年进一步进修，获得中欧国际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，同年还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哲学和国学。

【创业经历】

  · 首次创业

     冯勇早有商业敏感度，曾坦言 “从小卖冰棒，浙大开书屋，对商业不陌生”。1995 年大学毕业后投身通信设备创业，公司 2000 年被京信通信并购，28 岁的他任副总裁，深度参与并推动京信通信于 2003 年香港上市。​ 事业巅峰时，他敏锐察觉天花板：“华为、中兴已崛起，基础设备行业没太大商业空间”，且预判 “未来 10 年左右中国会成为信息服务大国”，决心从通信硬件转向高附加值信息服务。

  · 二次创业：以“让法律成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”为初心

     2006 年 8 月，冯勇与潘勇、夏振海同注册上海百事通。​创业之初，他就立下 “让法律成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” 的使命，即便市场不成熟，仍坚信 “中国走向法治化、中国人更讲法治的大方向不会变”。他曾用 “过河” 喻战略耐心：“不能在某点上游过，就去下游等，提前出发准备。有人说早走半步会死，可我觉得早一点，布局和卡位就比别人早很多。”

  · 模式创新：开创法律工程化实践范式

第一阶段：早期试错与产品重构，从 “高价定位” 到 “普惠化破局”

       2007-2008 年，冯勇团队曾陷入 “理想与现实脱节” 的困境：在全国铺开了300多人的直销团队，并推出了数千元不等的法律服务包，承诺 “用户每次打电话都是固定律师接听”。但当时中国法律服务尚未普及，“老百姓不会消费法律”。“就像海岛居民没有穿鞋习惯，你却推销皮鞋、运动鞋，市场根本无法支撑这样的模式。”冯勇在后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。

       2008 年金融危机成为 “生死转折点”：融资中断、资金耗尽，公司濒临散伙。冯勇没有回避困境，而是召开全员大会 “把公司真实的情况告诉所有人”，并采取一系列业务线缩减与转型措施。这次危机让他清醒：“法律服务还不是西方那样的居民消费品，得先让普通人用得起。” 2009 年，他果断调整：聚焦“个人包月 10 元、企业包月 30 元” 的普惠套餐，像 “OEM 规模定制” 保证基础功能；同时坚定 “借渠道触达用户”—— 与运营商合作嵌入其增值服务体系。

第二阶段：律师资源的工业化整合，破解“碎片化时间”与“服务标准化”难题

      传统律所中，律师时间分散、服务质量难统一，冯勇开创性地提出 “采购律师碎片时间，建立规模化服务体系” 的思路。 2008 年后要求律师到呼叫中心坐班，避免 “电话转个人致用户被私接”，还按律师自主时间设计排班系统，每天最多 11 个班次，律师可选多个时段，最大化用碎片时间。律师也可从这些碎片时间中获得稳定收入。 

      这一年，百事通的服务从 “5 天 ×8 小时” 升级为 “7 天 ×24 小时”，成为国内唯一全天候有律师值班的平台。冯勇认为：“深夜咨询虽少，但都是急事；更重要的是，用户记不住服务时间，但‘365 天随时能找律师’会让他放心。” 通过这套律师碎片化时间运营体系，形成 “规模化供给 - 标准化交付” 闭环这套体系让律师咨询成本降 70%，截至 2016 年百事通已合作的有 3.5 万名律师、3000 多家律所，每天超300名律师可在此利用碎片化时间赚钱。冯勇将这一模式比作 “法律界的 UBER”：“把律师专业知识当原料，建规模化、标准化后台生产线，再个性化输出给用户。”

第三阶段：法律服务工程化，从“手工作业”到“工业流水线”

       随着业务规模扩大，冯勇意识到 “传统法律服务靠个人经验，无法应对大规模需求”，于是带领团队用 “工科思维拆解法律流程”，开创 “法律服务工厂” 模式。

       流程原子化：将诉讼、调解拆为 36 个模块，设置服务标准与最优解，如案件录入、系统自动风险评估、生成抗辩要点、匹配地域律师，“再复杂的法务流程，也能拆成几十个环节，答辩词、证据清单都数据化、模板化”。​

       SaaS 平台赋能：2015 年与阿里合作推 “法商 SaaS 平台”，为电商平台处理全国分散的消费纠纷 —— 从案件预判、材料准备到出庭调度，全流程在线化。这一模式此后也复用于保险金融、汽车等领域，帮助企业 “用最低成本处理大规模案件”，也让律师从 “事务性工作” 中解放，专注核心决策。

      技术驱动：2021 年上线 “智能文书引擎”“智能风险预判引擎”，实现文书自动化生成与风险解析。此后进一步整合大模型用于法律咨询辅助，百事通已有两个算法通过网信办备案。冯勇表示：“法律的工具理性可用技术取代，但价值理性（公平、正义）要靠专业人士输出，我们要让技术成‘法律工程’的骨架。”